*又名罗曼蒂克消亡史观后感（

正文：

“那是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吃，想爱，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忽明忽暗的云。”

沈文涛没有想到，他还能再见苏志文。

沈文涛从重庆回到上海，是在1945年的冬天。这一年发生许多事情，战争结束了，时局仍然动荡：国党要搬都回京，一切很不顺利，沈文涛的心思于是也只在南京——新局面刚刚铺开繁杂的一角，他是要做事的人。

这一年，沈碧云去世。

沈文涛和他姐姐的感情不算很深，倒也不是沈碧云待他不好，沈文涛是军人，沈老爷也是军人，沈碧云更不算很女人，一家人过惯了三家人的日子，谁也体贴不来。

沈碧云重病的消息是由三青团的少爷兵自上海辗转而来，送信的从浦东南下江门，又从珠江漂流到山城，一封家信饶了大半个长江以南，载着南国特有的潮气远道而来，发皱。

沈文涛捏着一封泛潮长霉的家信，听他宣布来自’上头’的’建议’：“这是车票，衣服你要多带，这两月上海很冷。”

沈文涛有心事，心有国事，于是应付地格外应付：“党国向来以国事为先。”

这少爷兵年纪很小，脾气很大：“家在国在，家不在国不在，家就也该在。”

沈文涛坐车往上海时，心里仍有抱怨，这倒并非他不念情，乱世里军人对家庭的想念通常很深——沈碧云是巾帼不让须眉，她养出来的那个家向来不需要男人插足，自己恐怕更能活出声色。

直到仍是都城的山城被脑后的雾气一层一层罩留住，沈文涛仍然笃定，他亲爱的姐姐的这场’突如其来而不见好转’的重病恐怕一如她过去太多次的婚姻，大张旗鼓，稍纵即逝，而没有结局。

直到他踏上故土，走进故园，握住了沈碧云干黄的手臂，才明白她的病情确实已不乐观。

她向来有着口红脂粉遮盖的嘴唇黑青，细细的两条眉无声色地弯着，说话间不再见凌人的礼节，她攥着她亲爱的弟弟的手腕，尤同擒住一颗稻草：“你这次来，仍是很快要回？”

即便病痛把她折磨成人干，沈碧云黑青色的双唇间吐出的来与回依旧值得人琢磨——生分但恰当，楚楚而不至于可怜。

沈文涛无意和她做文字与心理上的游戏，他向来坦言：“不会很快。命令是三个月的假期，一天也不能少，只可以多。”

“你的长官待你很好。”

“党国待国军向来很好。”

沈碧云也只好坦诚：“真没有情味儿呀，我们沈家人。”

沈文涛站起来，来到窗边，草坪很大，夜晚很黑：“姐姐，要有人，才有情。”

12月，沈碧云大葬，当天下午，沈文涛离开上海，去西伯利亚。

帝国主义胃口太大，拿下东北还不够，穿过漠河去和毛子对着干，还没等他们越过西伯利亚的茫茫雪原，太平洋战场早已惨绝人寰，大量日军战俘被遗弃在了苏联境内，没人愿意把他们运回去，他们的祖国认为他们应当切腹自尽，他们的敌人恨不得将他们碎尸万段——他们无路可去。

几大胜利国开会，拍板定下来：以其人之道，修建战俘营。

从卡列利到坦波夫，这片平原上在但凡有人迹的土地里努力装下了上万人组成的日军战俘，十几个战俘营里挤满了神色迷茫的’黄矮子’，修建挖凿属于战败者的坟墓。

边境仍处于战时，沈文涛要去卡列夫，不能从东北入境，他坐飞机来到香港，由香港出境，再搭乘水运进入东南亚……他绕着祖国的边境走了一个大圈，花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只为了去接一个人。

卡列利村第64劳动营只有一个中国驻军，当然是曾在东北战场燃尽青春的中年军人，项昊与沈文涛年纪相仿，他已经学来了一口纯正的苏联乡间口音，带有碴子味儿的东北方音已经完全被磨去——除此以外，经过许多年战争与烈火的锻洗，加之红肠和黑面包的滋养，岁月为他培养了一副更加健硕的体格。

项昊急匆匆走近一节铁皮车厢，望向他的老朋友，毫无歉意地致歉：“不好意思了文涛，今天很忙，事情不少，你久等了。”

沈文涛颔首，也很客气：“不会，忙是好事。”

项昊带沈文涛去战俘营，路途很远，12月末，西伯利亚正式进入西伯利亚式的冬天，车轮不能跑得太快，坚硬的冰碴结实地盖住泥土。

“这些日本人倒是出奇地顺从，毛子对他们的态度也开始有了好转，有时还有军官给他们带来家人的书信，甚至伏特加，食品……他们得知广岛长崎以后，哭得很厉害，有些人说他们恨美国佬，但热爱毛子。不过，冬天到了，开始有人丧命，不是劳累、饥饿，毛子从不开枪，寒冷就能杀人。先是流感，一片一片的感染，开始有人发烧，高热，不省人事，再然后……今天早上，又死了两个，到今天已经死了几十个。”

沈文涛点头：“他呢，身体还好吗。”

“我每隔几天去看他一次，好在没有感染流感，瘦了一些，精神还好……”

“还好就很好。”

“是啊，像……他这样的情况，还有消息就已经是万幸。这也实在是一场误会，这里中国军官太少，毛子不分中国人日本人，但凡是黄种皮肤，一概认为是战俘。我见到他时，也很吃惊。”项昊顿一顿：“我给你姐姐去过电话，碧云是念旧情的，她托人给我带了一笔钱，让我想办法把他弄回上海，照理，有没有这笔钱，我都要帮这个忙，可我去问他，他自己却不愿回去，怎么说也不上车……这钱，你先收回去。”

项昊递给沈文涛一个信封，很厚，沈文涛没有伸手。

项昊显得很为难：“碧云刚走，马上又要打仗，正是需要钱的时候。”

沈文涛接过信封，放在挡风窗前：“你和……钱小姐，能用得上。我不缺钱，倒缺朋友。”

车轮慢慢刹住，面前门梁顶上的字符是俄语，沈文涛不懂俄语，能认出阿拉伯数字，这里是卡列利村劳动营，第64号。

沈文涛隔着雪花和哈气打量苏志文，他变的不多，穿的也不多，鼻尖和耳根有点发红，苏志文看见他，并不惊奇，但很激动。

虽然激动，仍有气度：“见到你，很开心。”

沈文涛点头，握握他的手，含糊地说了一句客套话：“是呀，我也是。”

两个故人在异国相见，连相见的调调都像在生翻直译西方人那套，令人哭笑，沈文涛摸出一包烟，斟出两根，匀出一根递给苏志文，两人靠在战俘营外的车棚外，仍像那年在沈家用过饭后的例行公事。

沈文涛望向脚底的冰渣，干巴巴又翻出一句客套话：“我们有八年没见？”

苏志文说话，还带些沪上的口音：“是呀，仗一打是八年，想见很难。”

沈文涛总算找见舌头，他努力令口吻轻松，一如当年饭后的闲谈：“去年晓曦随乐团来阵前支援，特意问过你。”

苏志文将夹着烟的手指忽然躲向身后，又很刻意、毫不必要地拿出来几分：“你怎么回答？”

沈文涛早已在他递出香烟时看见那双手，上面有茧，并不可避免地长上了冻疮，指骨突出，指甲被经年的劳动磨黑，谁也想不到这双手曾在黑白键间潇洒舞蹈。

“我告诉她，你离开了上海，在外国过的很好。”沈文涛停顿，闲聊般而刻意地加上一句：“她一直当你是老师。”

“我很高兴。”苏志文微笑，他的笑容真诚：“她没有把我当做外公。”

仿佛是西伯利亚的寒流总算一股脑钻进骨髓里，沈文涛忽然感到寒冷，更不知道怎样应付这一句话，他挺挺身子，像辩解般开口：“听说我走后，你也离开了沈家，那年，你才有几岁。”

苏志文忽然大笑，笑声很快被吸进寒风里：“你比我还要小几岁。”

沈文涛站立地更加笨拙：“我走以后，你去了什么地方。”

苏志文摇摇头，他将烟屁股咬在牙齿间，深深吸尽最后一口，转而问他：“你大可以直接问。”

沈文涛看向他。

“你想知道，我那年是为了什么，又怎么会落得今天的地步。”

沈文涛没有否认。

“我的经历不复杂，要讲明白倒很长，你要听，我可以慢慢讲给你听。”苏志文看向远方：“如果……你非要听。”苏志文看向前方，外头是冰原，不见尽头：“你非要听吗。”

沈文涛仍旧站在那里，他仍旧没有否认。

苏志文转身。

“去年，章妈走了，晓曦离开上海，去法国念书，最好也别再回来。”沈文涛开口：“今年，碧云也走了，如果是以前，我要知道，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你不想说，我就不想听，你想说的，等我们回到上海，你慢慢讲，我慢慢听。”

卡列利是和莫斯科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鲜红的镰刀旗帜和共产主义染就的浪漫不属于这里，这里只有寒冷、生存和战火的一点席卷——沈文涛花了太长久的时间来到这里，他没法再用更久的时间去下一个地方，他忽然开始怀念家乡，怀念上海的小菜，重庆的辣油始终太辣，他吃不惯，睡不好，哪里都没有上海好。

红肠和黑面包只会更糟。

像是终于无可忍耐，他又追问一句：“这样，可以吗？”

苏志文听见了，他站在战后的日军战俘营前，他的口吻认真，但冷漠：“这样……原本可以。”

言已尽此，沈文涛焦躁地点头，他将早已灭掉的烟头掷进冰雪，大步向外走，又忽然回头，他张嘴，冷风灌进鼻腔，冲进胸腹，他浑身发寒，他有太多想说想问，始终不知道如何说和怎么问。

苏志文背对他，面向西伯利亚日俘营遮天盖地的大雪：“对不起，不是你不周到，时光没法回头，上海就也回不去。”

沈文涛是一个人回的上海，他回来，仍然经过香港，他回重庆以前见了一个人，是位女士，姓钱。

钱小姐与沈文涛的相会非常匆忙，他们近乎是在关口相见，在那里一条街外的咖啡馆，钱小姐穿一件几年以前在上海很流行的开叉长旗袍，罩一件薄薄的黑布衫，她不再用妆品点缀娇俏的模样，面颊上不再带有充满活力的红光，她黑而密的长发已经减掉，整齐而拘谨地别在耳后。她的身躯被因与丈夫多年分居而换来的拮据环绕。

沈文涛为她点了一杯打有奶泡的咖啡，钱小姐飞快地喝尽一杯，她的手指搭在杯壁，犹豫着是否将仅剩泡沫的底渣也饮尽，沈文涛为她加点上一杯调了伏特加的咖啡，两人的话仍然不多，无非是刻意地嘘寒问暖，偶尔聊起军校的时光，这样的话题往往点到即止，谁也不愿深入。

快要日落，酒精丰润了钱小姐的血液，她的双颊逐渐显现青年时期特有的红色，她适时地提出要陪他走向车站，两人并肩行走，一路无话，好在路也不长——进车站要过边检，有人在另一侧弹钢琴，弹琴的人技艺很差，乐声难听，有孩童在钢琴师的周围大笑追赶。

沈文涛轻轻抱一下钱小姐的肩头，钱小姐的短发在他脖颈间轻轻挠过，竟然没有挠出涟漪，两人的视线总算撞在一起，钱小姐用软软的上海口音与他道别：“文涛，那我走了呀。”

沈文涛木讷地点点头，他想，香港与西伯利亚又是两样的地方，屠刀和铁腕按涌在街巷里的污水间，香港是这个国家最接近资本主义的享乐世界，它像一个驿站，各路人匆匆来，飞快地走，连空气里散发的潮气都不带有一丝腥味或酒气，这座城市甚至没有冬季——他也总算明白，这里，这一年，下一年，他再也听不见钱小姐嘴里才有的令人骨头发酥发软的黄金时代；他于是终于明白，并非他不愿回去，那座死亡也无法平息的狂热与浪潮已经……死去。

沈文涛转过身，走进闸口，边检官引导他站上高台，沈文涛望着面前年轻的检察官，听着磕绊的乐曲，木木呆呆地踏上高台，发愣般望向北面。

边检官开始不耐烦，命令他抬高手臂。

这是1946年的新年，钱小姐隔着森严乌黑的铁栏杆，目送边口那头的沈文涛，他仍是一位穿着国军军装的高大男子，年月走得很快，时间没有使他的背脊弯曲，他站地笔直，冷漠地看向面前咄咄逼人的边检官，他无可奈何地抬起双手，低下头颅。

完